如此胸襟北京难称国际都市

BJHOUSE北京房地产网首页　　2005年8月12日15:41　　世界商业评论

【BJHOUSE.com编者按】个别政府官员及支持政府这种歧视性人口政策的人，也理直气壮地谈论，城市完全有权利采取所能设想的一切手段，比如，人口准入，提高生活成本，以此把低素质人口挡在本城之外。即使他们已经进来，也要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口气如此冷酷，仿佛他们在谈论如何处理某种害虫似的。

　　□秋风（北京学者）

　　这几天，关于北京人口压力的话题又成为焦点。

　　所有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自己城市的政策，其实并不是完全限制所有人口流入，而仅限制所谓“低素质人口”的流入。

　　“高素质”充满现实主义色彩

　　那么，这些人士心目中所谓“高素质”是指什么呢？

　　似乎并没有人给出统一的标准，但从政府的相关政策及人大代表及民众的议论来看，所谓高素质，无非就是指高学历，起码本科，博士最好，比如，政府的“绿卡”、“蓝印户口”之类的入城特许，就只给高学历人士。当然，拥有资本，也可以算高素质。

　　除此之外，即使你有所特长，不是硕士、博士，似乎也不算高素质。比如，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城市给诗人、作家、画家发绿卡。再比如，慈善家、社会活动者，在政府眼里，似乎也不算高素质，尽管他们的公民精神比所有人都强烈。可见，所谓的高素质，其实是一个狭隘、充满了冷酷的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

　　社会越大，越能自治

　　功利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城市变得富裕、繁荣而又整洁、安宁，这是很合理的愿望。但是，一个由纯种的高素质人口组成的城市，就可以成为一个那些捍卫高素质者特权的人士所向往的理想国度吗？

　　人们会本能地回答说，是的。确实，至少在古典时代，甚至连最伟大的哲学家都是这样想的，老子也鼓吹“小国寡民”。有人批评这是农业社会封闭状态下的理想，其实这是古典政治学家的普遍想法。比如，关于政体，人们普遍相信，一个同时实现繁荣与自由的共和国，只能是小国寡民。直到18世纪，大多数欧洲学者都相信，治理大国，惟一合适的政体，就是君主专制。

　　然而，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却颠覆了这个。他说，“倘若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它越大，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麦迪逊还说，在一个国家内，出现利益、阶层的分化和冲突，其实也是一件好事。麦迪逊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看到了，权力只能用另外的权力来约束。一个社会越庞大，群体越多样化，权利、权力越繁多，越容易依靠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而保持国家、社会总体的稳定。

　　阶层越细密，城市越稳定

　　把这个观念的逻辑应用到一个城市的治理，可以说，一个城市本身分为不同的群体、阶层，具有不同的素质和亚文化，恰恰可以维持一个城市内部的平衡，使得一个城市不可能被某个群体的偏见所控制。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越庞大，其内部的阶层、群体、利益分化越细密，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就越稳定。

　　大约同一时期产生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则能够证明，如此多样化的城市，最有益于财富的创造。亚当·斯密论证了，经济进步的动力，乃是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乃在于具有不同的经验、知识、智慧、技能的人，分享彼此的经验、知识、智慧和技能，从而使每个人的福利都有所增加，造就一个繁荣的城市。

　　从理论上说，一个城市，完全由所谓的低素质人口构成，只能悲惨地沦落下去；但完全由所谓高素质构成，同样会沦落下去，尽管可能很优雅。有好几个朝代，到最后，皇家连儿子都生不出来了。

讨论北京人口问题应听全国发言

　　作者：殷国安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规模的高速膨胀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成为首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看待北京越来越突出的人口问题？未来5年，北京应该敞开大门发展，还是对进京户籍实行严格限制？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40名北京市民，针对北京的人口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8月7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如何面对人口问题对未来发展的制约，应对人口膨胀给资源环境的压力，这确实是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这只是需要政府研究的课题，如果还要讲一点时新的民主决策，那顶多再听听专家的意见。现在，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问计于民，不能不说是民主执政的一个突破。这里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一是要不要问计于民。我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事关全体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就应该听取人民的意见，而不能只是由官员代表人民讲话。因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你的话不代表人民的意志。第二就是能不能问出“计”来。一些官员不喜欢向老百姓请教，就是觉得“上智下愚”，自己永远比群众聪明，即使真的去问群众，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很可能提出比官员聪明的主意来。这次40名市民代表，就有39名为“人口问题”建言，他们提出的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出京就业、鼓励老人出京养老、彻底清除北京五环内的“城中村”、把充沛的资源配置到周边落后地区等建议就很有意义。而他们提出的“不能”的做法也很有警示意义，如“不能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外地人进京”等。

　　我以为，北京市征询应对人口问题的决策，还可以把民主之门开得更大一点，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北京市以外乃至于全国。从理论上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研究北京的问题，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不仅是因为全国人民应该有发言权，也因为全国人民有责任为首都的更美好献计献策。北京市人口高速膨胀，本来就不仅是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且是外来人口增加造成的，因此应该研究外来人口的情况，听听他们的反映。而从经济的角度看，北京市的建设也事关全国人民。我虽然拿不出整个北京市建设的资金来源账，但我坚信北京市的建设一定用了全国人民缴的税。

　　我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北京市人口膨胀的思考，还因为我觉得人都是自私的。我不怀疑大多数北京人会公正地发表意见，但我也预测总会有北京人把北京当成只有他们才能世代居住的地盘，而外地人就是不该进京的。这次人口问题讨论的事实也说明，就有少数北京人提出了“对进京户籍应实行严格限制，形成严密的管理机制，对人口总量加以限制”、“针对不同行业特点，规定使用本地人员的比例，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等涉嫌歧视的馊点子。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特别是事关外来人口的问题，北京制定的政策不能只让北京人满意，而要兼顾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决策只向北京人讲民主是不够的，还要发挥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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