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人干的事情——干着干着就会有一种自觉，接着就是老夫子那句话：“必也正名乎。”房地产也不例外。
　　自１９９２年兴起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１０年发展期，自觉意识越来越清晰。这种自觉不是市场“初期”那种暴发户式的豪迈，也不是市场“中期”那种大户人家式的矜持，而是市场“晚期”才逐渐凸现的行业式的哲学——“俺是谁？俺从哪儿来？俺干了些啥？俺到哪儿去？”
　　于是，２０００年的６月，在上海就有了一场“新住宅运动”，这场由一个市场“民间组织”中城房网发起的“运动”，虽然很中国特色地被改为“新住宅论坛”，但“运动”着的确实是一种行业的自觉，它的“伟大而平凡的梦想”就是把房子从一束低俗的楼花拯救升华为一缕高尚的人文关怀之光。它所设定的精神参照物是德意志制造联盟、包豪斯运动，虽然中国所缺少的正是催生德意志制造联盟、包豪斯运动的那种历史阶段性的大工业时代，但这并不妨碍对房子的一种救赎的自觉。
　　于是，２００２年的８月，在北京就有了一个“中国地产十年论坛”，这个由一家媒体和两家市场“民间组织”主办的“论坛”，虽然很不时尚地容易被列入地产论坛的时尚之中，但“十年”的确是一种行业的自觉。它的意图就是把房子推入建筑批判、文化批判的靶心。它所设定的视野范围是社会的、人本的，虽然市场并未达到必须以社会的、人本的标准来“检收”房子的阶段，但这并不妨碍对市场的一种梳理自觉。
　　于是，２００２年的１１月，在深圳就有了一个“‘居住改变中国’主题酒会”，这个由“民间”投资的电视专题片“发片会”，虽然很商业地在深圳住交会那种行业全国“庙会”氛围中商业着并文化着，但路演着的确实是一种行业的自觉，它的一个视觉力量就是把房子对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它所设定的景深是改变中的中国城市和城市中的人，虽然人们都深刻地体验到了房子的力量而又从未设想过“张狂”地宣言“居住改变中国”，但这并不妨碍对市场的一种定位的自觉。
　　地产或许正如它一贯的先导性一样“预售”着“居住改变中国”的宣言，但却不可能过分强调“改变中国”的行业主体性，因为“居住改变中国”的前提条件是：
　　——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和提出；
　　——小岗村的一群农民“偷偷地”联产承包获得成功，并引发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为城市经济改革打好基础；
　　——邓小平１９８０年站在前三门楼顶说房子要商品化，启动了“住房商品化”的决策探索；
　　——１９９０年中国确立“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政策，启动了“土地商品化”的机制；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启动新一轮经济周期，房地产市场以“房地产热”的方式进入社会、国民的视野；
　　——１９９４年宏观调控，房地产进行行业修理；
　　——１９９８年全面停止实物分房，城市人群全面成为房子的买家。
　　在这样几个历史性事件之后，房地产才在市场的意义上改变着城市人群的居住。作为一些直观的表象，在很多城市的很多区域，居委会式的传统管理被小区物业管理所“替换”；买房使很多人显化并固化了财产，进而使财产权上升为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的生活方式被自由拥有的居所解放，人的流动前所未有地加速；地产开发从为城市建设提供资金到“经营城市”的手段之一，更加明确甚至过火地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和形态。
　　居住确实改变着中国，地产在改变着居住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不越来越清晰地自觉，自觉的一个自然反应是“正名”，“正名”的一个自然动机就是“救赎”，“救赎”的一个自然原因是“原罪”，而所谓“原罪”即是地产至今清洗不净的暴利印象。所有完善并僵化的文明无一例外地被野蛮而活跃的文明所颠覆、所改造，地产无非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只野蛮的文明，这种野蛮、文明逐渐自觉和驯良，也正是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某种刻度和指标。
　　由此来看，地产的自觉确实有不少政治经济学的涵义。陈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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