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0年特别是1994年　以后，由于大规模危改对北京旧城造成的破坏日益加重，同时也由于历史文化保护观念的日益提高，社会各界对危改的批评更加严厉。许多学者明确提出应当尽快停止这种对旧城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
　　1994年，北京市允许港商在靠近天安门的王府井东口兴建东方广场，该方案严重违反城市总体规划，对北京旧城保护构成极大威胁。
　　当年8月到1996年5月，周干峙、吴良镛、张开济等专家，以及罗哲文、谢雨辰、傅熹年等全国政协委员多次以联合提案或联名上书的方式，指出东方广场将极大地破坏北京这一著名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建议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应依法办事，按照总体规划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1998年7月，吴良镛、周干峙、罗哲文、郑孝燮、张开济、张锦秋、傅熹年等1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再次给北京市领导写信，认为在建的“东方广场”仍然突破了北京城市规划要求，紧急呼吁将东方广场超过规划部分转移到北京旧城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建设。
　　1998年3月，刘西拉、齐康、戴复东等九位全国政协委员向九届政协递交联署提案，呼吁国家要严格控制北京旧城区，特别是最敏感最精华的旧城中心区的改造，并建议停止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旧城大规模拆迁重建。提案还希望由国务院组织专家研究论证北京的发展战略规划，就“以旧城为中心”发展还是“向更大发展空间进行疏解”这一历史性的争论焦点得出科学性的答案。梁从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指出：大规模旧城改造是破坏北京旧城的根源，“北京旧城发展到这一步，根本性的问题远在几十年前便注定了，只要以旧城改造为发展目标，旧城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破坏”。
　　1998年4月到7月，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市政协等分别召开平安大街研讨会，不少专家对北京旧城改造提出质疑，强烈要求“审慎对待旧城改造”。
　　1998年3月9日舒乙撰文《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文中指出：北京原来是平的，是一个大“饼铛”，现在成了一个大“铁锅，而且里面长满了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特征；随着胡同和四合院更大规模地被铲平，世界文化古都北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4月，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舒乙力陈：“就跟当年拆城墙一样，现在北京是在拆第二座城墙，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的第二座城墙”
　　在国外一些主要媒体上，近年来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北京旧城改造的报道和评论文章。例如：1998年3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北京旧城正被房地产开发商一块块铲平，政府正在为开发商建造高层公寓、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而修建道路，而旧城内的“老北京”将由此失去人性尺度的生存环境；1998年5月7日法国《世界报》以“让上千个曼哈顿在古老的中国遍地开花吧”这一含讽刺挖苦意味的题目，指出标志着北京特色的四合院、胡同正在被消灭殆尽，土地投机者正在毁掉连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可以保存下来的一切。
　　1998年5月17日侯仁之、梁从诫、吴良镛、舒乙、罗哲文、郑孝燮等专家联名给北京市领导写信，呼吁保护一座位于平安大街南侧150米远，具有400年历史，并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体的美术馆后街22号小四合院。他们指出：“小院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个典型，对如何保护北京古城风貌具有举一反三的启示作用；事关大局，望慎重对待。”
　　1998年5月19日，《经济参考报》发表笔者与章岩合作撰写的《站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城》一文，对平安大街改造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平安大街改造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旧城的命运。“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北京应停止大规模旧城改造，抓紧研究向旧城外疏解的战略，同时应尽快落实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1998年7月，贝聿铭先生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杨澜专访，谈及北京时，他说，北京有很悠久的文化历史，可是城墙拆掉以后，一半北京的面貌已经改了，“都拆了，四合院现在有多少存在，大概很少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有点太迟了，但还要做一做，还要想办法。”
　　1998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笔者的《历史文化保护和北京金融街》一文，指出金融街、东方广场等开发项目不仅仅是“建筑设计上的平庸”，由于它们“肆意突破城市规划，实际上对北京的旧城保护和未来城市发展都构成了威胁”。
　　1998年10月30日，罗亚蒙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向何处去》一文，认为当前由于保护乏力，以及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恶化，一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甚至面临绝境；他强调，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改变大规模拆建的做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已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1998年9月，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和郑孝燮、俞伟超、谢辰生等学者联名呼吁北京市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抢救在菜市口道路建设中准备被拆除的一座文物建筑：戊戌变法重要遗址、著名的清代会馆——粤东新馆。然而，就在这几位学者奔走呼吁的时候，宣武区有关部门却以拆迁为名，快速拆除了这座文物。据笔者现场目击，一个农民施工队承包了拆除任务，拆下来的砖瓦、梁木作为报酬基本都被该施工队卖到顺义等远郊县去了。羊城晚报、生活时报等媒体连续追踪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1998年11月5日，知名学者杨东平在《中国青年报》以“菜市口的悲剧”为题，为戊戌变法重要见证物——“粤东新馆”最终遭到无情摧毁而慨叹：“当古都风貌已所剩无多之时，有关部门对北京城的破坏仍然在大规模地进行——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以现代化的名义”在文章的结尾，他愤然书道：“100年前，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唤起了民族的觉醒；100年后，粤东新馆和一大批文物建筑捐躯菜市口，我们什么时候觉醒﹖”
　　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陆宁宁等31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一份议案，要求尽快制定《旧城改造法》，保护城市有特色的古旧建筑，珍惜城市历史文脉。
　　1999年3月17日，来自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胡亚美向九届全国人大提交了一份有北京市3000多位被拆迁居民联合签名的“特级举报信”，揭露北京市危改在土地批租中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
　　1999年3月底，新华社北京分社提交一份资料，对北京旧城改造中的若干房地产开发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为此专门做出批示。4月5日，《瞭望》发表《历史文化名城改造不该“利”字当头》的署名文章，对北京当前的大规模旧城改造再次提出严厉批评。
　　1999年6月初，吴良镛、贝聿铭、周干峙、张开济、华揽洪、罗哲文、郑孝燮、阮仪三等八位国内外知名建筑与城市规划专家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在城市急速发展中更要积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1999年6月25日，吴良镛先生在UIA大会上作了《面对世纪之交：北京站在十字路口》的专题报告，指出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北京城市规划应“跳”出“改造旧城”的怪圈，着眼于整个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发展与旧城的有机更新，为北京城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1999年6月26日，著名美籍华人规划师卢伟民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旧城内应少盖大楼，少修大马路，他质问，“为什么不可以在旧城内多搞一些像‘菊儿胡同’这样的住房改造工程﹖”
　　一位在建国初期便到北京市工作，后来曾长期参与和负责北京城建工作的老同志在阅读了新华社资料《吴良镛教授提出对北京旧城开发应慎之又慎》后，曾专门致信北京市政府领导，要求“审慎对待旧城改造”。信中写道：
　　“在过去的旧城改造中，北京的城市建设产生了许多极其令人惋惜的毛病。我本人也曾犯过不少错误，现在真是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建议多方听取不同意见，探索多种途径，尽力保存北京历史名城的风貌。旧城改造宁可慢些，宁可保守，也不轻下决心，不能叫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宰了首都的建设。”
　　老人的话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作者为清华大学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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