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日益高涨之际，发现孤立的开发有太多的弊端，于是便出现了大盘，出现了“新造城运动”；当以政府为主的“筑巢引凤”型的开发模式后劲乏力时，意识到必须借助企业与市场的力量来运营城市。但是，无论政府还是开发商，应当怎样引领和参与城市运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李津逵先生。
　　城市运营中心理念
　　通过土地升值实现城市增值
　　每一个城市都需要经营
　　记者：据悉，２０年后，中国至少有一半人生活在城市里。既然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城市化，自然也就离不开“城市运营”的尝试与探索。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你认为城市运营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中国城市应该运营什么？
　　李津逵：从全球范围来看，已进入了一个全球城市竞争的时代。
　　今天，跨国公司在打运动战，各国的城市在打阵地战。每一个城市都将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今天政府的职能绝不仅仅是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还要加上一条重要的职能，就是城市运营。
　　“城市经营”、“经营城市”这两个概念据说是１９９８年在我国提出。而在日本和韩国，这个概念至少十年前就已出现，至于美国和欧洲，“城市经营”或者“经营城市”是它们城市发展的本义。
　　而“城市运营”这个概念，大约最早出于王志刚，他认为房地产开发到一定程度，仅仅做楼盘很难保证开发的顺利进行。应该说，“城市经营”和“城市运营”是从政府和开发商两个不同的角度探讨同一个问题，是政府和企业如何按照市场规则相互合作，共同构成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地方公共经济体系，满足城市对于公共空间、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中国的城市与欧美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处在“长身体”阶段。“城市经营”主要经营什么？我想用一架起飞中的飞机来作比喻。
　　起飞中的飞机需要有它飞行的方向和导航的系统，这就相当于城市发展战略；而飞机的左右两翼，就相当于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者包括城市的土地、空间、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后者包括了城市的法规、制度、行政体系、精神文化等；飞机的机舱中坐着“顾客”，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也有自己的“顾客”，那就是市民、外来的投资者和旅游者；飞机有它的发动机，油箱是它的动力源，一个城市也有它的发动机，那就是城市的产业，城市有她的动力源，那就是各种形态的资本。这样看来，城市经营应该包括对城市战略、城市空间、城市资产、城市社会文化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性的经营。
　　总之，每一个城市都需要经营，但每一个城市都需要在自己的条件下经营，没有不具备城市经营条件的城市。对于城市的政府来说，倒是应注意自己城市的具体经营条件。近年来我国所有成功的城市经营，无一例外都是符合了当地的实际条件。
　　城市运营不是一个“专业”
　　记者：城市运营离不开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开发商在这个方面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城市的决策者应该是市长，目前的市长是否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李津逵：在城市运营的过程中，开发商扮演的已不是房地产市场上竞争主体的角色，因为它提供的已经不是纯粹的“私益”物品，相反，它是在政府的特许、授权、协议和规制的条件下提供相当程度上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家奥斯特罗姆夫妇谈到：“公共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决定依靠传统市场机制来从事公共服务的私人企业家是注定要失败的，必须懂得公共经济的逻辑，并学会在这些约束之内寻找机会”。
　　开发商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我们从观察深圳市蛇口、华侨城两个成功的社区观察中感觉到，除了天时、地利这样的大机遇之外，第一，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品位；第二，领导班子具有相当的连续性；第三，拥有足够的政府授权，特别是规划和土地管理权；第四，拥有足够的公共财政收入工具，例如地租，以支付日益庞大的公共支出。有了这些条件，又恰好是一个有眼界、有追求的企业，城市运营就有了基本条件。
　　城市运营不是一个“专业”，而是许多专业的“综合”。对于城市经营决策者来说，专业知识也并不是最重要的。借用营销大师科特勒的话来说，城市经营的“专业知识”可以在一天之内掌握，但是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城市经营者，或者城市运营商，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
　　就专业知识来说，我的体会是，隔行不隔山。一个工程师通过自学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律师、一个会计师、一个讲师。但是，让一个部门经理一下子做到总经理的位置上，恐怕会出问题。也就是说，“隔层如隔山”。市长们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决不是专业知识上的问题，而是理念问题。专业知识可以用很快的时间补课，然而理念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并且往往在一个政府、一个城市中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氛围。因此，城市运营首先需要解决理念的问题。
　　政府的业务流程需要重组
　　记者：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讲，“经营城市”都已成了中国在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中不得不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决定城市运营成功的条件之一，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转变职能？
　　李津逵：中国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中的竞争主体，政府成为提升竞争力的组织者。中国城市基础设施长期欠账，政府第一要务是组织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使命的变化必然要求职能的改变。
　　如果说以往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竞争性的行业、竞争性的企业上，今天就会有更多的市长明白，应当让企业家去经营企业，政府去经营城市。经营城市就是经营城市的环境，经营城市的竞争力。为此政府的行为方式都会发生转变，在以往无所作为的地方大展身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中，要求按专业化方向重组行政流程。以往政府新上项目在建议书被批准后，由项目的投资方派代表组成项目法人，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人对项目的策划、资金筹措、建设实施、生产经营、债务偿还和资产的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负责。如果要经营城市，在公共产品的投资建设中，城市政府的业务流程就要重组，按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改革。例如重庆的“投建管用四分离”。这种新的权力重组，也就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体现。
　　城市经营引发三大风险
　　记者：城市运营会不会引发新的治理风险？
　　李津逵：会的。做事就有风险，在当前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下，城市经营有三大风险：
　　第一、“公共地”风险。亚里士多德曾有一句名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即如一棵属于全村的果树，永远不等果实熟透就被摘光一样，公共产权总是会导致过高的消费和过低的投资。每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都面对有限的任期和不确定的仕途。为了尽快地证明自己的行政能力，就急于出政绩，做出某种竭泽而渔的选择，对城市资产负债状况就存在着更严重的透支可能。“前任不管后任”、“新官不理旧账”、“前任把后几任能做的事都做完”的现象并不鲜见。一旦城市经营使政府的行为领域进一步扩展，短期行为就会蔓延。
　　第二、“预算外”风险。目前各地城市经营所涉及的领域，如预算外资金、土地出让金、城市公共产品、开发区的特殊政策等等，多是处于人大预算监督领域之外，是对所谓“新发现的资源”的开发。这种未经授权的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很难保证在运行中不被滥用。沈阳慕马案就是一个典型。
　　第三、“新国企”风险。经营城市的过程必然要求权力结构重组。为了经营城市而设立的新公司是国有企业性质，在新的权力制衡体系不完备时，会不会重蹈以往国企中难以避免的道德风险呢？
　　用“都江堰”的模式经营城市
　　记者：西方国家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属于“市场主导型”，而中国则与之不同，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在城市运营方面有很大的决策权。按照我们的理解，城市经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安排，任何单兵推进的模式都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城市运营需要整合资源，在这方面，你认为有什么模式可以借鉴？
　　李津逵：“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使然。大有大的问题，大也有大的优势。
　　你说得很对，城市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但从历史上看，都江堰就是一各系统工程，阿波罗登月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两个系统工程精细化程度大不相同，所要求的人才结构大不相同，工程的成本更是相去甚远。中国的６６８个城市之中，既有人口１６００多万、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０００美元的上海，但也有很多人口１０多万、人均ＧＤＰ不到１０００美元的县城，大家都要把经营城市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但是这些系统工程的精细度恐怕比都江堰和阿波罗登月之间的差别还要大。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就拿建立公共财政来说，上海有一支监管成本最低、行政效率最高的公务员队伍，它除了有收支预算以外，还有资产收益预算，也就是说，不仅对流量，而且对存量都做到了精细化的管理。假如把这套制度照搬到一个一般县级市，且不说能不能真正实施，就是它所伴随的制度成本也是这个城市所付不起的。但是假如市委书记和市长有了资产负债率概念，有了资产收益的意识，他们就会在实践之中创造出许多高招，来盘活存量资产，加快城市建设，其效果和上海就异曲同工了。就像李冰在都江堰治水一样，他没有用复杂的流体力学公式，而是用一些诸如“遇湾截角，逢正抽心”、“深淘滩、低做堰”这样的经验来指导都江堰的养护和运营，在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时代，照样创造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系统工程。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谁能说都江堰就不如阿波罗呢？对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我们要提倡都江堰式的城市经营。
　　通过土地的升值实现城市的增值
　　记者：中国目前有很多经营成功的城市，比如说大连。你也参与过很多城市运营的决策咨询。城市经营成功的城市的成功之处是什么？有什么不足？
　　李津逵：优秀的企业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伟大的企业创造市场。在大连之前，中国也有不少人居环境很好的城市，也有不少非常重视品牌和形象建设的城市；在大连之后，也有许多的城市在土地经营、生态环境、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培育等方面创造出比大连更优异的成绩，但是没有一个城市在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的当口，在中国的城市迫切需要经营理念的关头像大连那样，以如此强烈的、振奋人心的方式，为全国各地的城市树立了一个崭新的典范。这个典范包括了一系列崭新的理念：那就是通过土地的升值实现城市的增值；那就是领导者的政绩与市民的利益之间是可以达到双赢的；大连的成功告诉所有的城市经营者：老百姓满意才是最大政绩。
　　城市运营要求政府更加有所作为
　　记者：为了有效地整合城市资源，政府必须积极行政，以免丧失城市发展中的宝贵机遇，而这就必须树立足够的权威，提高行政的有效性。如此看来，城市经营是否必须要求行政体制的创新？
　　李津逵：这是必然的。首先，政令统一、权力集中。在一个城市政府内部，主管不同行业的部门，在缺少竞争、自然垄断的条件下极易变为自我服务的特殊利益集团，造成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不协调局面。
　　其次，成立依法治市的政府。依法治市的题中之义首先是政府要守法，法治是保护干部队伍的根本。如果说依法治税是保护税务局长，那么，依法治地是保护市长。
　　第三，城市经营的过程，应主动置于人大监督之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应以更多干部的政治生命为城市经营付出成本。
　　第四，建立具有个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对城市政府领导班子任期考核目标，大多是见物不见人的指标，大多是共性化的指标，而城市的生命不在共性而在个性。用共性的指标去指挥千差万别的城市，轻而言之是简单化、不负责任的表现，重而言之是政府的短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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