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ＳＡＲＳ，使高层高密度建筑成为众矢之的和罪魁祸首，低密度住宅、板楼与ＴＯＷＮＨＯＵＳＥ则在此回合中远远胜出。但风向指标与事实之间存在差距，虽然天气预报明天有雨，我们今天还必须忍受干渴的折磨，靠“望梅止渴”的故事来缓解焦虑。更直接地说，我们虽然可以选择到远离城市的郊区去买低密度的住宅，但为了工作和生计，我们却不得不回到高楼林立的城市中。
　　城市中心区的钢筋水泥森林成为我们的心病，特别是在“非典”时期，这块心病远比“非典”病毒的杀伤力强，这种带有胸闷和干咳症状的“城市非典”或“写字楼非典”使得我们肌体中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免疫力雪上加霜。
　　逃是逃不出去的，城市越来越大，还在向外扩展。楼是不是还会越盖越高越密呢？
　　建筑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非典”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划时代的节点，它能对建筑，特别是城市中心区的建筑产生哪些影响？
　　ＳＡＲＳ影响建筑的技术指标
　　窦以德：从利益驱动走向技术挖掘
　　非典让我们正视的很多问题并不是规范之外的内容，只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反思和寻求解决之道。比如消防楼梯，开发商会从经济效益出发而忽略其重要性，同时设计院对其研究和重视的程度也很不够，甚至视其为鸡肋。９·１１双塔良好的消防通道救了４千多人的生命，在看到它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问题。
　　设计院所在效益驱动下，淡化科研力度，在技术研究方面没有做深入的挖掘。比如，通风问题，开多大的窗，在什么位置、什么高度有利于气流、风压、流向，这些基础的专业问题很多专业人士都没有搞清楚。我们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看到ＳＡＲＳ的警示作用，扎扎实实的对建筑在防火、抗震、防病、老龄化等方面加强研究。
　　陈长春：健康自然取代舒适美观
　　ＳＡＲＳ的爆发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体现在购房时，原来的成本、价格因素会更多地倾向传统的安全、健康的理念，对于自然的考虑更多，比如通风和采光，而对于过度的舒适性则会有慎重的考虑，比如说，人对空调的依赖就会降低。此外，对于感观的要求也会更多地转向对于生活要素的要求。
　　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开发商即使在ＳＡＲＳ爆发以前，也应该为社会、为居住者提供有着良好居住品质、对人的健康负责的居所；而不是简单地迎合市场，什么楼好卖就建什么楼，不考虑住宅的人性化需求和居住价值。
　　李宏：针对不同居住等级细化标准
　　过去疫情往往是在不发达的地区蔓延，此次则集中在广州、香港和北京等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由于这些城市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给疫情控制带来了难度，也因此让我们对环境、健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未来城市规划有了更多的思考。
　　灾难可以引发思考，可以对存在的隐患有更清晰地认识，在美国，每当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出现后，都会因此产生相应的法规防范。在我看来，非典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新闻事件，在我们面对它的同时，开始正视很多过去存在但被忽略的隐患，如果ＳＡＲＳ能让我们敢于面对问题，并在今后用同样的态度面对更多的问题，社会就进步了。
　　规范是立足现实、照顾大多数人群的需求和健康的标准。规范相对滞后是正常的，但随着居住意识和消费水平以及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快速发展，其跟进变化的效率应该提高，并应针对不同的居住等级，做更为细化的标准，这一标准应兼顾技术、规范、管理、社会、艺术等多层面因素。面对非典，很多开发商也在寻找技术的解决途径，但不能要求开发商在技术改进和设备层面上进行更专业的研究，这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开发商会根据设备技术的提高、规范的指导满足市场，仅靠开发商意识上的领先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
　　对城市中心区建筑的思考
　　孙克放：城市中心区过度开发带来恶果
　　北京中心区的密度一直居高不下，开发商进行超强度开发的恶果非常明显，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负担沉重；二是停车和绿化积重难返；三是产生热岛效应；四是住宅楼形不合理。就拿楼型来说，开发商为了利益就要做高容积率，做高容积率就要做塔楼。但塔楼的采光和通风都有问题，甚至不符合规范的要求，如暗的电梯间，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追求高容积率造成的，而它最严重的后果已经在香港的淘大花园出现了。因此密度的控制特别重要，我们在做城市中心区的发展规划时一定要兼顾其它，否则就会走向反向。
　　陈长春：低密度住宅并不可取
　　ＳＡＲＳ之后，低密度住宅受到欢迎，而对于高层高密度的建筑非议颇多。但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中心区大量建设低密度住宅，除土地供给这一大问题外，市政设施的使用效率也会变得很低下，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还是要以经济的观点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
　　李宏：高标准建筑要考虑社会承受力
　　从非典的表面看，高密度、通风都不易阻隔传染链，于是塔板优劣的比较和低密度的探讨又旧话重提。物业类型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不同的住宅形态对应不同的消费层面和功能需求，他取决于城市发展、土地资源和城市居民的支付能力。开发商是社会资源整合和技术运用者，他的责任是利用资金、技术、人才、规范、管理、材料和设备来创造社会价值，它可以利用现有技术设备建造高标准的房子，但它所造成的成本，社会是否有承受力？
　　有报道称，ＳＡＲＳ病毒会长期存在，这对建筑通风和有效隔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也对现行条件下的建筑和技术提出了挑战。对非典我们做好了改变生存环境的准备，但我们是否能超越今天的技术水平和支付能力做到这一点，比如，高度通风和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节能节地是违背的，是一个制约因素，窗户越大节能越差，建筑越独立越不节地。
　　陈长春：超小户型应该反思
　　我们固有的围合思想、小户型、超小户型是否需要反思？如何做可以规避问题？这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虽然小户型是近年的销售热点，市场看好，但它毕竟是过渡性产品，人口居住密度过高，电梯拥挤，交通组织不畅；尤其是一些存量房改建的和利用地块边角设计的小户型，户型、朝向、走道都不利于居住健康，问题多多。即使没有ＳＡＲＳ的爆发，对于小户型也应该反思，而过去是“好卖”把这些问题遮蔽了。
　　李宏：ＳＡＲＳ不会带来某种建筑形态的消亡
　　不会因为ＳＡＲＳ的存在，某种建筑形态就消亡了。对一个住在平房，还利用公共厕所的居民来讲，集合住宅是安全且舒适的。乡间别墅对于生活在高密度居住环境中的人来说是健康且舒适的，但随之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包括其他。社会永远不可能高度划一，财富决定了人的需求水平和消费能力。现实生活要求我们，应该更深层的研究和提高建筑技术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加强管理和防范措施。
　　超小户型与酒店在很多方面有相同的功能，不同的是超小户型是以公寓形式出现，在服务等级上要低于酒店，但内部配套比酒店多一个厨房，面积也大一点。这类物业满足了某类人群在特定阶段居住的需求，是居住的过渡性产品。同酒店一样，这类物业必然是密集的。对这类物业，不一定是通过技术加以改进，而是应该在管理上有明确的手段。
　　城市中心区建筑的出路
　　孙克放：高密度的房子要建，但要注意城市留白
　　城市中心区应该如何建？高层高密度的房子能不能建？举一个例子，纽约的房子特别挤，特别是曼哈顿，但它有非常大的中央公园，人们到了那里感觉非常漂亮、舒适，不但缓解了钢筋水泥林立的压抑状态，而且提升了周边地区高层建筑的价值。因此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留出商业之外的生活空间，如绿化和人文环境。如果当时基于经济的因素就把曼哈顿的中央公园做成大建筑，那么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吸引力。
　　城市中心区高密度的房子会破坏城市的面貌，尤其是在拆迁地区。因为我们有许多旧建筑都在城市中心区，如四合院，有一部分是要保留的，如果在这里做高层高密度的建筑，势必会破坏城市的历史和文化。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在城市的拆迁或改造中应该顾及城市“留白”，可以留下不建，等到有能力做时再做。但有些城市不这样做，政府部门要看成绩，拆了以后必须要建，还必须让拆迁的人搬回来。这样只能造就更多的临时性建筑。
　　张宝全：中心区不再以财富聚积为标准
　　城市中心区的标志到底是什么？在最初的城市进程中，西方城市中心区的标志就是广场，后来是摩天大楼，再接着是广场加摩天大楼的形式。进入到信息时代后，它的标志是什么？一切建筑形态都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的，我们以前一味模仿西方的广场，其实西方城市的广场就是最初为了便于人们的聚会和集体活动。我认为今天的城市中心区不应该是密集的钢筋水泥的森林，而应该是一个城市最活跃的地方，最具人情味的地方。广场及商业性的建筑要以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为标准，有了人文的因素，建筑形态会随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城市中心区不再是财富聚积的典型地方，而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的代表，如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关键在规划控制力
　　孙克放：不但要控高，还要控密
　　我们对城市的控制力度太弱，尤其是对中心区的控制，特别是对超高强度的开发控制无力。在规划时要意识到以下几点：一是城市建筑起着合理地分布人流的关键作用，国外的规划是把人分出去，而我们的规划设计没有解决人的分流，造成以后的城市改造很困难。二是合理控制密度，虽不能太低，但也决不能高。三是代表城市的东西是马路，对城市的控制也是对交通的控制。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交通和城市的尺度把握不好，长安街非常宽，但两边的房子却非常的低，使人感觉不亲切，太空旷。而有的地方街道又非常的窄，两边却都是高楼，人如同走在峡谷中，非常压抑。我们觉得一个城市漂亮首先是因为它的街道漂亮，街道的漂亮程度取决于它的建筑的轮廓、尺度和天际线。因此控制不好比例和尺度问题，对城市的破坏更加直接。
　　对于中心区的建筑，我认为控制了密度和高度这两个要点就够了，就不会出现大塔楼或大板楼了。北京市虽然控制了高度，但没有控制好密度。
　　深圳之所以没有出现高密度和高容积率问题，是因为这两项控制得好，在土地统一拍卖时就已经定下了密度和高度，谁也动不了。
　　张宝全：按生活形态规划城市形态
　　“城市不能是现代化的集中营”。既不能是居住的集中营，也不是能金融或商贸的集中营。北京失败的案例是方庄和回龙观地区，成了纯粹的大居住区，人们为了就业和其它的生活问题不得不回流到传统的城市中去。任何建筑形态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在传统的以财富为标准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建筑形态和对中心区的理解。
　　人们生活形态的改变已经使得传统的百货业逐步缩小，取而代之以标准化的超市。人们的生活形态也促使一个中心区由一点功能向多点功能转变。我们无法改变已经成型的城市中心区，但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多中心的城市来改变目前的建筑形态。而这一切的基础是要提前做好规划。按照人们的生活形态来规划城市形态。把规划作为城市运营的基础，我们要通过规划城市来体现未来的生活形态，城市多元化了，才会有个性化。
　　传统城市中心说遭遇挑战
　　张宝全：多中心发展可以解决现存问题
　　我认为城市中心区不再是一点制，一个城市应该发展多个中心区，比如美国的洛杉矶就是由许多个功能的中心区组成的。如今这种多点制趋势在我国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城市正在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过程转变。但我们的城市建设还存在许多误区，如过分强化ＣＢＤ、中关村、奥运村等概念或职能，其实它们是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形态，对于后现代化的城市发展来说，我们现在还在提ＣＢＤ是错误的。
　　在传统的城市中心区，土地的价格很贵，因此高层高密度的房子到处可见。随着城市由一个中心区向多个中心区的转变，每个中心都具备完备的生活就业空间，过去城市中心区寸土寸金的局面就会得以缓解，高容积率的建筑形态也会得到改善。北京的亦庄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它堪称现代化的多中心城市发展的雏形，最代表２１世纪的人文、生活形态和城市形态。都是低层低密度的建筑，价格也比传统中心区便宜得多。
　　今天来看，旧城改选已经不可取，发展新城才是城市的出路。不少专家和学者都认为，解决交通拥挤等城市病的办法是建设卫星城，以此来分担母城人口和城市功能。国外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等在发展上也曾有过从中心向外围辐射的时期，但后来都致力于开发卫星城，通过放射状的轨道交通，将卫星城、小城镇与核心功能区域相联系。城市中心区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人口和资源实现了分流而不是回流，城市形态与功能也趋于均衡与合理。
　　城市的扩张应该是中心的扩张。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城市中心区的概念，认识到城市化运动的重点是城市的扩张，是中心区的外移，是乡村的城镇化。
　　一个城市的中心区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高层高密度的建筑还要做。但社会的进步、交通及科技的发展使城市具备了向多个中心区发展的条件。时空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障碍，城市中心区不再是物质和财富的堆积，以人为本的理念开始被重视。
　　孙克放：提倡线性、节点式的城市发展模式
　　中心区的房子一定要进行比例的配置，住宅、公建要合理分布，便于生活。目前我们的现状是：在这个中心区可能只有住宅，办公只能到别处去。我看到权威部门的一份调研认为：中国现在没有建设ＣＢＤ的条件，因为公建和配套都没有做上去，住宅限制了ＣＢＤ中心区的发展。美国最初的城市模式是因为科技和交通不发达，只能把人集中在一起办公，如今这它不存在时空上的问题了，就可以分点建设了。北京目前的问题就是过于集中，对这种摊大饼式的做法专家早就提出了质疑，我们现在应该提倡功能分离，这才有利于城市的开发改造。城市不能过于集中，应该有相对分散的布局，是线性的、节点式发展，而不能是放射性的发展模式。
　　城市密度影响交通问题，北京回龙观因为就业问题没有解决，出现了回流，从而带来交通问题。线性或节点式发展在国外的表现是：以大型的商业来带动一个区域的发展，在香港，地铁达到的地方就会成为一个节点，生活配套、就业环境和商业都会发展起来，人就不会回流。吴良镛院士也曾经提到，不能把城市的功能都集中在一个点上进行建设，必须改变只从一个中心城市向四周放射的模式，应该沿交通轴在合适的发展地带，布置“葡萄串似的城镇走廊”，充分考虑城市的容量以及居住与就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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